G20峰会后,中美贸易问题的短期风险是在下降的。未来90天的时间窗口很关键,但整体上不容乐观。首先,中美之间面临着战略关系的重新调整,尤其是美国方面,对中国的战略发生根本性的转变。从之前的接触政策转变为当前的脱钩政策。中美之间未来在各方面竞争会持续加剧。2019年,虽然短期风险在下降,但是最终达成一揽子协议的可能性仍然不高。

中美关系中客观存在着一些阻碍因素,其中涉及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、中国技术升级与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问题,很难在90天里有一个根本性的解决。

基于此,我们判断2019年中美即使在关税方面能达成某种妥协,但是在关税之外的冲突可能会加剧,美国对中国的压力可能由关税转向其它手段。所以从中美的谈判来讲,我们认为短期风险下降,但是中期来讲,仍然不容乐观。

财政政策方面,2018年第三季度的调整是比较明显的。在稳基建层面,地方政府发债的速度在加快,但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2018年第四季度的地方政府发债额度已经用罄,这很有可能导致2019年一季度会面临基建投资重新走弱的风险。

我们预测,2019年整体的财政政策会比2018年更加积极,对经济的刺激力度也会进一步提高。

但是相较于投资,我们认为减税更有可能是重头戏。个税方面已经迎来重大利好;企业方面,我们判断减税力度会更大。但是减税有两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。

其一,目前减税的讨论中并没有相对配套的削减财政支出的改革举措。如此一来可能导致实际减税幅度会比政府公布的数字要大打折扣;其二,如果只是着重于减税,而没有相应的财政支出调整,那么财政赤字将会上升,减税措施中长期难以持续。

货币政策方面,如果希望货币政策对于稳增长起到更积极明显的效果,一个核心就是要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。目前央行的做法主要还是通过金融市场进行流动性调整,但是政策效果不佳。比如,2018年三季度以后金融市场利率下行的幅度比较显著,但并没有带来银行体系的平均借贷利率下行。

目前银行的平均贷款利率与金融市场利率是分割的。所以2019年如果货币政策的一个目标是要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,建议央行应该考虑尽早降息。

展望2019年,我们认为最大的风险因素来自于就业。

首先是来自于外部环境变化,尤其是中美冲突。除了关税方面的风险,非关税方面的冲突可能会加剧。因此出口行业会首当其冲受到波及,贸易方面的外部不确定性因素会增加。体现在某些行业,中国的产业外移的速度可能会加快。这无疑会给就业带来压力。

另外,从国内来看,最近大家也很关注民营企业、中小企业经营环境。这一群体的压力在上升。按照官方的说法,中国80%的就业都来自于民营企业,如果说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经营环境没有明显改善,就业的压力也是不可避免的。

朱海斌系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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